蔡孟翰：日本模式的挽歌——悼青木昌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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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全球的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教授于2015年7月15日在美国加州医院去世，享年77岁。青木先生1962年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1964年在同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负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于1967年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在哈佛大学、京都大学任教，自1984起，在斯坦福大学就任教授。青木先生在经济学界从一开始便备受推崇，是一位履历非常完整亮丽的经济学家，令人敬仰欣羡。
不过，青木先生暴得大名，却非在斯坦福大学以前的研究成果所致，而是在1988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本经济中的信息、激励（诱因）和谈判》（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94）一书，霎时间，洛阳纸贵，我手头的英文版1994年平装本可以看到，自1988年到1994年，短短六年间，包括精装本，已经两版共5刷，这样的销售速度，在专业经济学非教科书的专著中，着实非常罕见。
为何青木先生这本书如此广受瞩目呢？首先，此书出版的时间点，真是适逢其时，就在日本经济奇迹如烈日中天之时。1988年的日本在欧美各地大肆收购著名地标，日本企业的气焰正不可一世，世人多以为日本经济成为世界第一之日，已经指日可待。所以在当时对日本的兴趣，如同今日世人对中国的兴趣，关于日本奇迹的书很容易热卖。
早在近十年前，1979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就已经出版一本题为《日本第一》的畅销书，列出日本优势的原因，但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并不是对日本经济优势的经济学分析，只是综合先前欧美与日本学界对日本优势的研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整理出7项，他认为日本比其他国家卓越的因素。
青木先生此书，正是几乎独一无二，立足于现代经济学，对所谓日本经济的优势因素，进行严谨的经济学分析，同时肯定日本经济制度的经济合理性，从博弈论的微观经济学为日本模式阐述与背书，这便是青木先生脱颖而出的第二因。青木先生于此，可说是求仁得仁。他在书末第八章，简洁扼要道出他为何撰写此书的理由。他左右开弓：他一边批判文化论，即日语语境中的“日本人论”，另一边反对一般经济学对日本经济制度傲慢的无知。
他先说明绝大多数解释日本奇迹的著作是文化论，强调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这样的解释除了不精准以外，解释效力的普世性十分有限；外国无法学习任何优越的日本制度，因为文化不一样。然而，在青木先生的眼里，文化论最致命的不足是文化论无法解释日本经济卓越的表现，而且忽略日本经济与企业中的制度创新。
他举例：日本传统文化的群体倾向(group orientation)，的确影响日本企业的运作与制度，但一家公司不可能在每个单位各自为政之下，有优秀的表现，而是需要一个跨越各个小群体/单位的制度，如工作岗位轮调制度（job rotation），才能使日本公司分散平行的信息结构，又能统合集中，因而十分有效率地运作。所以，他虽然承认日本传统文化影响日本经济与企业的制度，但文化不是日本经济卓越表现的充分条件，甚至亦非必要条件。因为，一旦知道分散平行信息形成的机制，便可从制度上设计鼓励分散平行信息的出现。
正是如此，青木先生才能建构一套立足于经济理性的日本模式论，这样的纯经济学分析才能有效反驳经济学家对日本经济制度的偏见。因为，一般经济学家在青木先生此书出版前，多数认为日本经济与企业制度的特殊性，通常是落后经济状况造成的过渡制度。
即便比如“后发展”（late development）理论，虽然解释日本德国俄罗斯经济制度不同于英美经济制度的经济合理性，但是这个合理性毕竟出于“后发展”，说穿了，就是落后经济体的应变制度。这样的应变制度到底有没有长期的经济理性？到底能不能支撑与英美自由市场经济对抗的合作型经济模式/资本主义？其实是很有问题的，更何况后发展理论无力回答。
对照之下，这便显得青木先生的博弈论微观经济学分析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他看来，日本经济制度的“特殊性”，并非来自日本经济或文化的落后，而是在不同于英美的政治社会与资源环境中，受到经济理性的支配下，在博弈论所预测的情况中，人与人在反复参与同一个过程后所产生的最适结果。这个结果-制度，便形成日本的传统文化。
青木先生在2001年出版的《朝向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就举日本江户时期水利灌溉制度形成为例子说明。在他的说明中，没有儒学，没有佛教，没有神道等思想文化因素影响，只有外在政治社会等因素制约下，博弈论的个人经济理性呈现的结果。
因此，人的经济理性虽是相同与普世，但却不一定会导向相同的经济制度。换句话说，英美的自由市场主导经济制度是英美在其外在因素制约下，经济理性反应形成的制度。日本的制度亦然；这两者没有本质的优劣。当然在1988年时，青木先生的大著，就算字里行间勉强保持中立，建立经济理性呈现出两套相对制度的理论模型论述。他的言外之意，却是“人尽皆知”——日本经济与企业制度为何优于美国自由市场经济。
这便是当年引人入胜最根本的理由；因为老早已经汗牛充栋、大谈特谈日本奇迹的书当中，没有一本从微观经济学解释与证成日本成功的原因。
青木先生对比较制度分析与资本主义的制度分析做出不少贡献，但在近十几年来，虽然世俗名声不减，在学术界却不免落寞，原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呼声极高，最近却有些岑寂。比如，2005年Springer出版的《新制度经济学手册》编选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新制度经济学论文，青木先生竟然一篇也没入选。2002年Edward Elgar出版的《资本主义模式》三巨册收录重要的期刊论文，青木先生依然没有论文入选。
这一方面反映青木先生试图结合博弈论与制度主义，在社会科学学界中比较不受青睐。以经济学的制度主义而言，主流毋宁是从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与奥利弗·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以来形成以交易费用为核心概念的新制度经济学，或是与之相关，以制度为主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新制度主义。
青木先生的比较制度分析有太强烈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因而与一般新古典经济学并无二致，所以，制度并非一个真正自变数（independent variable），而往往是一个中间变数（intermediate variable）而已；这与现在社会科学的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决定论，不能不说是背道而驰。
但是这些学术上的区别，恐怕还不是主因；这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日本经济从90年代以来长久的萧条不景气，至今已经超过二十年，我认为这对青木先生的理论打击不小，特别是他的比较制度分析，主要是建立在对日本经济制度的解释与证成，两者密不可分，因此日本经济二十多年表现低落，恰恰证明日本经济制度是落后经济体的制度，不是面向未来的制度；这直接危害到青木先生理论的说服力与可信度。
正由于日本模式的式微，青木先生在90年代以来，对快速成长的中国经济，兴致越来越大，在学术上，这不外乎中国经济有不少与西方，特别是英美资本主义不同的制度，提供比较制度分析一个新的天地。同时，青木先生比较制度分析理论中最有潜力的概念——制度的互补性（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对开放改革中的中国经济可以提供极为有益的洞见。简单说，便是经济改革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是否有“配套”。一个再好的制度，若没有其他制度相辅相成，很容易沦于孤掌难鸣。
曾经有不少人寄望于与英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对抗的日本模式，觉得人类或许可以有不是“胜者全拿”的经济体制，而是可以有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等，但又充满活力的高科技高成长经济。
日本经济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中叶，便是一个现世的东方乌托邦。青木昌彦先生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这个乌托邦不是海市蜃楼，亦非昙花一现，而是有其硬道理。可惜这个硬道理依然抵挡不了更硬的经济现实与经济道理——日本经济模式的慢性衰败与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这对现下好谈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优越性的诸多说法，不啻是一记警钟。正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昔日的世外桃源已经成为今日的失乐园。今天对青木昌彦先生逝去的追悼，仿佛是一首缅怀日本模式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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